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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报告; 社会责任; 环境信息披露
随着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环境信息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内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我国,2008年1月-11月期间,企业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就达121份,发布的数量已接近此前历年报告的总和。但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仍需要走很长的路。
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的演变与整合
(一)环境信息披露模式的演变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年度财务报告附注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企业开始披露环境信息,当时只在年度财务报告中对环境信息进行简短描述。主要是将环境信息分散到财务会计报告附注中揭示,很少单独列示。例如,在附注中披露排污费、污染罚款等信息。另外,也在临时报告、上市公告书等报告中,有一些环境信息披露。这个阶段内容很简单,形式也不够规范。将环境信息可能被分散在不同的内容中,不易对环境信息进行完整分析和评价。随着环境恶化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就需要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
2.独立的环境报告阶段
1989年挪威的Norsk Hydro公司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企业环境报告。20世纪90年代,企业陆续开始披露独立的、连续性的环境报告。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使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集中化、全面化和系统化,从而能够使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环境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独立的环境报告应该是一种通用报告,以便使企业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能够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要。我国最早发布独立环境报告的,是中石油在2000年发布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报告》,但内容以非货币信息居多。
3.可持续发展报告阶段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环境信息的披露模式逐渐演变为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存的局面,同时,也有企业仍采用环境报告。2000年,全球倡议组织(简称GRI)推出《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为编制报告提供了全球标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定期、自愿对外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如,2005年世界500 强企业中,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比例近70 %。可持续发展报告包括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部分。目前GRI发布的第三版指引G3,是许多公司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参照标准。我国宝山钢铁在2003年和2004年《环境报告》的基础上,已从2005年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二)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的整合趋势
2008年1月4日,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有条件的企业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因此,我国企业包含有环境信息的报告,有着不同名称。本文就2008年109家企业报告名称的情况进行统计,其中:78家为社会责任报告,15家为可持续发展报告,11家为环境报告,3家为企业公民报告,1家为社会责任、环境经营报告,1家为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尽管使用较多的是社会责任报告,但多数研究者,都统称为可持续发展报告。
为规范经济、环境和社会三部分信息的披露,便于信息使用者的分析和决策,有必要对环境信息披露模式进行整合,逐步规范名称及内容体系等,其整合趋势是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模式。披露环境信息,不仅是社会责任,更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现状及环境信息分析
(一)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数量
随着我国循环经济目标的落实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可持续发展报告在我国逐步升温。截至2009年3月10日,我国企业发布各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累计已达200家。2002年仅有2家,2006年为24家,2007年为101家,2008年为109家。
(二)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行业分布
行业分类标准是依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文分析资料,为截止到2009年3月10日发布的基础数据并进行计算整理。200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其行业分布情况及比例依次为:首先,制造业有87家,占43.5%;其次,金融保险业16家,占8.0%;再次,水电气行业15家,占7.5%;最后,采掘业14家,占7%(限于篇幅仅列前4位)。前四位的企业数累计占66%,具有代表性。金融保险业与其他三个行业相比,对环境的影响形式有所不同,因此,选择制造、水电气和采掘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信息进行分析。
(三)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与问题分析
目前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也是我国在各行业的领军企业。因此,通过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环境信息的披露现状,可以分析我国当前环境信息披露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可为各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与环境信息的披露,提供实践经验。
本文选取了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比例较高的制造、采掘、电力行业的13家大公司,对环境信息披露及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对比分析的内容,见表1、表2、表3。
从总体上来看,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各项内容的表述都较为简略,有些内容仅限于文字表述,缺少必要的数字说明。有的基本无表格、图片等常用的披露形式。笔者通过阅读、比较和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信息内容,归纳出主要问题如下:
1.报告的编制标准尚未统一
我国企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有关环境信息的内容相差很大,在名称、编制标准及内容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绝大多数行业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模式。
2.环境指标及说明比较简单
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缺乏全面、系统的环境信息指标。有的报告只是简单的几句定性描述;有的甚至缺少一些必要的环境指标。侧重披露企业的环境方针政策,缺少实施后的成果数据,会直接影响外部信息使用者评估企业环境业绩,削弱了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
3.环保认证披露信息不充分
13家大企业中通过ISO14001标准认证的不足一半,通过认证的相关管理数据也较少。有的只是提到企业推行国际标准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并未通过认证。
4.缺少环境会计的完整内容
13家企业中,只有海尔、索尼中国、宝钢股份有环境会计内容。另外,披露的环境信息也未与会计信息衔接。如按现行会计核算要求,企业按规定交纳的排污费列入管理费用、违反环保法规交纳的罚款和责令停业的损失、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赔偿列入营业外支出、为降低污染和改进环境所进行的新设备投资、污染治理投资列入固定资产,这些会计信息应作为环境信息内容的一部分。
5.很少经过独立第三方的审计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经过第三方审核认证的较少。有第三方意见的也是非专业人士或政府部门的评论,非专业人士的评论不足以提高报告数据的可信度。只有索尼中国说明了环境数据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
三、完善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环境信息披露的对策思考
环境信息中的货币信息应纳入会计核算,而非货币信息可归属于单式记账范畴。根据上述研究,提出完善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环境信息披露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一)制定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信息披露规范
虽然我国已经发布一些相关规范,如,证券交易所制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但仍有必要借鉴GRI发布的第三版指引G3的做法,制定适合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信息披露规范。
(二)提供参考性环境信息指标体系
列出环境指标和环境绩效测评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是否规范、流畅以及有关环境信息是否能够量化、清晰表达。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的可读性。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披露各种环境信息指标。
(三)继续研究和试行环境会计核算
为了准确分析环境问题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影响,应该通过环境会计提供环境信息。信息使用者也可以了解与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关的环境会计信息。借鉴日本企业的环境会计核算方式,推进我国企业研究和实施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使环境信息更具有可靠性。积极研究和制定环境会计准则,避免由于环境事项导致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和误导信息使用者。
(四)环境信息要经过第三方审计
环境审计主要是对企业所披露的与环境有关的信息进行验证。为增加环境信息的可靠性,应像财务报告审计一样,对可持续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进行独立第三方审计认证。当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第三方认证指南工具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担保约定国际标准(ISAE3000)和社会道德责任研究所的AA1000保证标准,这些国际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保证环境和社会业绩指标能像财务报告中的指标那样具有可核实性和可验证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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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殷格非,崔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J].WTO经济导刊,2008,(8):63-65.
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可持续发展 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064-01
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意义
被调查的图书馆一致认为在信息社会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只有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才有可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出发点之一。文献信息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服务体系乃至共享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重点研究的课题。
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状况和面临问题
1.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已建成文化共享工程国家、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服务网络;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公共电子阅览室,通过网络可以分享国家文化共享工程中心的文献信息、红色历史文化和电影等多媒体视频资源,分享省市图书馆开发、整合的地方特、科普知识、艺术欣赏、电子书刊等信息资源;建立了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建设标准规范体系,开展了文献共享资源联合编目工作;正逐步建立健全资源建设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的推送、揭示和服务工作。
2.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面临的问题
2.1信息资源共建缺乏有效的整合方法。信息资源整合就是将本地实际馆藏和各类虚拟信息、数字信息进行全方位的优化、重组,建立起全新的拥有统一检索入口和检索方法的信息资源系统。这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行之有效的整合方法,面对当前复杂的图书信息服务环境,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如果仅是单纯的技术模仿,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用户。
2.2共享意识薄弱。近年来,信息资源的共享虽然已经被图书馆的情报界大致认可,但是共享资源在实践中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以前的图书馆实行的管理模式一般都是自给自足、追求“大而全”的建设模式,这既不能达到预期的文献资源共享,还造成了资源的大量的浪费,这种做法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合作双赢”的理念互相违背。
2.3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我国目前存在公共图书馆系统、科技系统和高校图书馆系统三大文献信息服务机构,这三大机构所隶属的行政部门都不相同,且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统筹规划。这就在进行资源共享时制造了阻碍,还会浪费大量的有效资源。建设和共享文献信息资源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涉及到多个系统和部门,需要建立高层次的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共享协调组织。
2.4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约共享。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资源越来越网络化和数字化,这就让知识产权在传统意义上受到很大的冲击,且各国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如何有效的在网络环境中保护自己的产权。一方面,在网络环境下,以数字化的形式传输、下载、复制信息产品不仅成本低廉,而且非常方便。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知识产权,这将严重制约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
2.5专业化的技术型、管理型人才紧缺。人才问题与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成败息息相关,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是做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重要保证。但目前我国从事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系统的研究人员较多,从事文献信息资源管理和研发的人员相对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影响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顺利实施。
2.6缺乏统一的标准和通用的规范。众多成员单位的共同协作是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得以实现的前提,然而在现实当中,很多文献信息中心和图书馆各自为政,采用的存储、检索与数据传递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既导致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重复和浪费,又严重制约了各个信息服务部门的发展。
2.7缺乏长期充足稳定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资源共建共享的资金投入不足问题十分严重。首先是文献购置费明显不足。包括购置经费短缺,以及重复购置造成资源浪费;其次是资源本身的经费投入难以满足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是现代化技术需要经费稳定的支持。资源共建共享的前提建立在共享网络建设的基础上,但是通讯费、信息费、入网费、设备费等众多的费用,令大多数图书馆望而止步。
三、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整合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1.有效整合资源,促进信息共享
目前数字资源不断丰富,资源种类逐渐增多。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促进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呢?综合各馆意见,归纳为三条:
1.1以书目控制理论为依据整合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是“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理论与方法去记录、检索、管理和协调人类已出版的全部文献的书目信息的一种理论,对信息资源的全面控制包括对书目信息的时空控制、学科主题控制、类型形式控制及语言文种控制”。
1.2以在版编目为纽带整合书目信息。不管是对信息资源的存取还是检索,都要通过联机、检索与编目来实现其在功能上的整合。所以,经过编制和整合信息资源,制定出一些可靠实用的手段与方法。其中一些学者就提出了以在版编目作为沟通与整合图书馆目录、出版社在版编目和新华书店征订目录三种书目信息的纽带。对于整合后的信息资源与书目信息,都要以书目信息的数据库的形式应用于数字网络。
1.3以高新技术为后盾整合服务功能。整合信息资源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降低数据的输入量,这样就可以把常用的几种功能一步切换到位,并提供优质服务。如Ebrary公司,用户不仅可以按作者、书名、出版社或者学科查找自己所需的图书,还可以建立网上个人书架以保存自己对已阅读文章的链接,并具有书签和评注功能。另外,该系统还提供了网上评注、链接、书签等功能。这些功能的集成都是以高新科技为支撑的,包括数据库技术、统一界面Web技术、网格技术、个性化定制技术等等。
2.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共享理念
更新观念是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所以,图书馆应该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文献信息共享重要意义,彻底根除资源共享中的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切实树立全局观念和共享意识,将共享看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另外,图书馆应该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图书馆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文献收全。通过网络,可以满足用户对信息的查阅,并可以实现对信息需求的的多样性与个性的特征,这样,图书馆就要建立全新的相互信任与密切合作关系,在既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还要实现自身快速发展。
3.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
必须要打破图书情报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格局,营造一个良好的文献信息共建共享环境,必须建立一个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横向协调管理机构。该机构应该具有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展规划、确立统一标准及资源共建共享规范的权力,由它组织开展联合采购、联合编目、馆际互借,还可以在数据库加工、联合进行图书馆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方面进行协调。
4.加快法制建设,寻求均衡发展
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图书馆法》以及配套的法律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对网络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在传递和利用过程中涉及到的文献复制、计算机检索、本馆资源的保护和加密、用户隐私权不被侵犯以及文献信息资源不被窃取和篡改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公共借阅”。
5.建设高素质的人才管理队伍
人才是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重要保障。图书馆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除了要有计划地引进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化人才之外,还要加强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文献信息管理、数据库加工和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发强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网络技能,使其真正成为网上资源与用户之间的桥梁。
6.切实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是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前提和根本保证,比如文献类型描述标准、联合目录编制规范化和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等,要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信息加工,确保信息产品的一致性和共享性。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信息加工标准体系的研究和制定,遵循开放互联的标准协议和国际化接轨。
7.争取资金支持,奠定共享基础
要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必须要有长期充足稳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争取国家对共建共享的专项投入,另一方面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如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文献资源建设,争取各方面的经费投入等。
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报告 重污染行业 社会责任 中外比较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披露上市公司的环境报告当前主要通过三种载体:一是依据沪、深两市交易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2.0)》(以下简称《中》)的规范自愿披露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二是依据环保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的规范强制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环境报告。三是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规范自愿披露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许一青,张长江,2014)。丁相安,张巧良,孙蕊娟指出GRI于2000年了第一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1),随后在2002年、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了G2、G3、G3.1和G4,这使得GRI更加完善。
Dawkins和Ngunjiri(2008)对比了南非100家企业与福布斯前100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分析发现总体上南非的企业要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频率上更高。国内学者张长江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某些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及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形式与内容上的研究,其环境绩效指标体系来自《中》。刘莎对中美不同资本市场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评价和比较,其对报告的评分体系主要以G3.1为基础设计,进行分析对比。基于可持续发展报告载体的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研究相对缺乏,且规范标准相对缺乏,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可持续发展报告
(一)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选择标准
可持续发展报告因为具有自愿性,所以并没有像会计标准一样的准则制定规范。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基础制定比较晚,当前较常采用的标准包括《中》等。
G4继承GRI一贯的多方利益原则。G4涵盖了企业、劳工、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与资本市场等,以确保能够符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期待和利益,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利益群体。G4中常规标准披露部分包括:战略分析、机构概况、确定实际性方面及界限、利益相关者、报告概况、治理、道德和诚信。G4中分类标准披露部分包括:环境绩效指标、社会绩效指标和经济绩效指标。
(二)可持续发展报告选择标准的对比
中外两份指南虽在整体内容划分上各有其特色,但其实质是相互重叠的,经过对比发现报告的开篇所需披露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有;企业简介(机构概况)、报告规范(报告概况)、高管致辞(机构最高决策者声明)、绩效对比等。
《中》以中国大型企业CSR报告为出发点,提供其简便性,以此鼓励更多企业来积极地进行环境绩效的披露。而G4则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重点关注报告的实质性,编制要求较高,数据性强。上交所与深交所的社会责任指引则分别根据《中》有所增加,其中心思想仍是鼓励企业对环境绩效的披露,而忽略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尽管GRI已经开始针对不同产业部门推出G3.1的辅助指引,但原则上G3.1仍是一套缺乏弹性的指南。G4在上述规则中有了更新的改进,不再要求企业对所列示的指标进行逐一的披露,而是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行系统完善的披露。G4也建议企业针对重要的社会、环境、经济议题进行分析,确定哪些议题对企业而言最相关,此举将使得报告方和报告读者群专注于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等那些他们真正希望了解的方面。这也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报告更具有战略性、侧重性、弹性和可信性。
三、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内容比较
本文重点在于重污染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问题的调查,未考虑上市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影响,因此,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国内公司的对外报告与对内201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样本的调查范围,然后共选取8个上市公司的近几年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对比综合,建立统一的评分标准。~交所选取中国石油(PTR)、中国石化(SNP)、华能国际(HNP)、广深铁路(GSH)、中国铝业(ACH)等8个可持续发展报告分析样本。
针对于中美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规定的不同点,建立评分体系,创造尽量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在这一点上借鉴了刘莎(2013)的评分系统对新的G4进行了指标统计。本文借鉴的分析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评分表共涉及G4分类标准的三大项和常规标准披露的七大类项目,包含10类指标,即战略与分析,机构概况,确定实质性方面及界限,利益相关者,报告概况,治理,道德和诚信,环境绩效指标,社会绩效指标,经济绩效指标等各项指标合计92项评分细则。细则是通过阅读每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对照以上92项评分细则,根据其内容进行评分;对于每―项细则,若报告中详细披露计2分,简单披露计1分,未披露计0分;将各项分数加总后得到此份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最终评分(刘莎,2013)。如表1,不同公司和不同指标在两个交易所的得分情况比较如图1所示。
按照以上的评分规则,对纽交所、上交所的8个样本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详细评分,由于篇幅问题,不再一一说明,以下将对披露内容的分析对比的异同点进行阐述。
(一)相同点
第一,对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业绩指标在中美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均进行了披露。各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在经济绩效下的直接经济绩效、市场形象和间接经济影响的披露状况上基本一致;第二,“机构概况”类别的披露状况在中美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差别不大。样本中可持续发展报告基本都披露了公司简介及可利于公司未来发展的各项奖励,但是报告期内组织规模、结构或者所有权方面的重大改变并未披露;第三,中美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对“产品责任”的披露状况几乎一致。
(二)不同点的对比
第一,与纽交所4.4相对高分相比,企业在国内交易所中的可持续报告对“战略及分析”的披露仅为0.6。纽交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都采用了“董事长致辞”来进行分析,并且以上两个细项分别囊括,在国内的8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对此很少有披露;第二,国内证券交易所的可持续报告对“环境指标”的披露仅占纽交所的43%。对环境的披露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披露的核心部分,然而来自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对能源的使用状况披露仅为1.2,纽交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一般会使用数据披露能源的使用情况,而国内仅仅提及“降低能耗”等类似文字描述,空洞且无专业性可言;纽交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对企业的总用水量以及回收和再利用水资源的总量则采用数字计量,而国内的用“节约用水”等模糊性词语;纽交所8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有60%以上的报告披露了生物多样性,而在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仅有1份对此进行了简单披露;对于废气、污水和废弃物的披露,纽交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对温室气体、氮硫化物排放量进行了数字或者以表格的形式披露,而国内的样本中只有4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余的都仅用简短的文字进行了说明,缺乏说服性。在“环境业绩指标”上,由于定量分析的不足,国内环境绩效披露信息存在严重不足;第三,与纽交所的21.8的分数对比,上交所的可持续报告对“劳工实践”的披露与其二分之一不到。纽交所的报告均有较大的篇幅对员工方面的信息的披露,采用数字、图表等形式形象地描述了员工的总人数、员工的男女比例、员工流失人数或流失率、受集体协议保护的员工比例等情况,而国内的报告对此进行的定量分析很少,仅以抽象的文字进行说明。除此之外,与纽交所相比,国内证券交易所的所披露的可持续报告对“人权”的披露差距高达90%。
四、总结不足与提出建议
(一)总结不足
根据分析,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存在众多的不足之处:第一,企业“战略及分析”披露的缺乏;第二,缺乏对“环境绩效指标”的定量披露;第三,“劳工实践”披露的缺乏;第四,“人权”指标的欠缺。(5)回避负面信息的披露。
(二)提出建议
针对国内交易所可持续发展报告存在的问题,以下建议希望可以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规范性的改善:第一,国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基础需要进一步完善。上交所指引和深交所指引编制标准均比较粗略,未对披露的具体内容加以规范,导致国内可持续发展报告“形式重于实质”(刘莎,2013);第二,上市公司应积极主动充分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样做有利于上市公司建立企业品牌,提高企业声誉。第三,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督应该加强。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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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丽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研究――基于金属、非金属行业的实证分析.财会通讯.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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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会计学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与会计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财务会计、中外会计审计史、会计审计思想史、现代会计理论。至今为止,郭道扬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著作10余部,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因此多次荣获国家级奖励。他指导的博士论文多次荣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其中《会计契约论》(雷光勇)荣获了2005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郭道扬教授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于1992年获“湖北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2002年获“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
从1997年“京都会议”到2007年“巴厘岛会议”,各国政府为拯救人类向“污染型经济”发起全面宣战,并确定了建立“绿色经济时代”的长远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科学家与政治家构建了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而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也明确了务实研究的行动纲领。当前,在总体上,虽然高层次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已具有统领性指导作用,但却缺乏基础层面的务实性研究,针对这一点,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会计第二报告体系”建立方面。由于内容广博,难点很多,故在此仅论其纲。
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通过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结合,既创造了人类社会,也持续发展了人类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在于:(1)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为根本前提,在处理好它们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2)辩证处理好资源耗费与环境保护两方面的可持续性,这是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3)会计控制要在资源可持续性消费、财产权益与生态权益之间,探讨建立新的平衡关系,探索新的平衡控制点。
二、在全球社会范围内,必须认识与发挥会计控制在实现良性互动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近几十年来,人们虽然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循环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领域力求解决“良性互动”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应当看到不少切实性的重要问题却一直悬在空中,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一直囿于一个怪圈之内,使其成为研究中让人十分懊恼、困惑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缺乏解决“良性互动”基础性问题的缘故。实现“良性互动”,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层面的财务控制问题,它可以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落在实处,真正实现资源消耗低、污染轻微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一是基础层面的会计控制问题,它可以切实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企业的资源消耗结构问题,不断提升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比重,不断降低污染型消耗与降低环境成本,为改造“污染型经济”实现良性互动创造一个最充分的基础性条件。如果大家和一些权威依旧戴着一副“老花镜”看待财务与会计,那么这个问题便很难解决。
三、建立会计第二报告体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全球化使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人类开始从全球社会范围研究良性互动问题。目前,可以作为解决第二报告体系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该文献对从综合性标准确定角度考虑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问题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二是联合国所属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尽管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原则性的,但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可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此外,可作为研究文献基础的还有英国的《环境报告和能源报告编制指南》、《财务报告中的环境问题》、丹麦的《绿色账户法案》,以及把生态资源和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等。
四、实现以“产权为本”向以“人权为本”支配社会经济时代的根本转变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以“产权为本”的思想,便一直成为支配社会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尤其是在进入到市场经发展阶段后,产权经济已成为社会的标志性命名,产权价值运动强有力地支配着企业、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循环。世界,是被产权支配、控制的世界。
围绕产权的反映与控制,500多年以来,近、现代会计以资产、负债、资本与权益为主导性会计要素,并以此构建与发展完善了会计的第一报告体系。该体系以产权及其权益为核心寻求平衡关系并通过控制保持这种平衡关系;同时,它还通过系统披露与揭示产权占有、产权价值投入与权益增值状况,为单元利益主体权利竞争性决策服务;它通过现金流量的披露与把握,保持独立经济单元的正常财务状况,以防范与化解财务风险。正是在“产权为本”思想的支配之下,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舍近不求远,朝前不顾后,一味着眼于经济发展而无视生态环境问题,在事实上把经济与环境对立起来,最终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自然而然,会计控制工作的发展也是这样,可以讲,这一点是人类会计发展史上所出现的一大悲剧。
当今,会计要在“良性互动”中发挥基础性控制作用,实现向以“人权为本”的转变,便必须通过改革,建立会计的第二报告体系,并在报告内容整合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反映与控制的重点,纠正以往工作的片面性。同时,要在第一报告体系改革的基础上,对两大报告体系进行整合,即把工作的一个重点放在对产权价值运动的系统反映与控制方面,也要把工作的另一重点放在以“人权为本”,实现“良性互动”方面,并把握两大报告体系的关联点,使会计控制工作成为保障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会计第一报告体系与第二报告体系的关联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在史前时代,人类首先通过解决生活资料的生产,来解决了人种的繁衍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人种的正常繁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今,当环境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的生存权的时候,生存权便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因此,由以“产权为本”向以“人权为本”的转变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点既是建立第二报告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在两大报告体系之间明确关联点的关键。
从根本上追究,环境恶化产生危害的集中点是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最起码的权力,也是最根本的权力。失去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力便无从谈起。片面坚持以“产权为本”,造成经济失控与发展扭曲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失控的具体原因又在于资源耗费失控、失衡,以及消耗中的废气、废水排放失控。从第一报告体系考察,会计对资源耗费成本的反映与控制是极其片面的,它既放弃了对环境成本的单独考核,更没有通过比较对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进行考量与分析,因而,它在权益计量、确认与效率评估等方面也是虚而不实的。以往把环境信息作为附列的部分来列示,事实上这样做就连附带反映与控制的目的也达不到。
所以,本文从会计控制工作一体化角度出发,把会计两大报告体系的关联点确定在“权益”方面,第一报告体系以“产权为本”,系以“权益”作为施行控制的支点,而第二报告体系则充分体现以“人权为本”,把施行控制的重点放在“财产权益”与“生存权益”相统一的方面。保障人的生存权是施行控制的根本前提,以实现“良性互动”为控制的目标,达到“财产权益”与“生存权益”的统一。必须指出,实现“良性互动”,并非让人类一味削减必要的耗费与放慢发展速度,也并非听之任之继续走以往的老路,而是通过切实控制,从根本上改变耗费的方式与方法,改变经济发展的路径,彻底消除“污染型经济”,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经济乃至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第二报告体系的基本构成和信息披露与问题揭示的重点
以下所讲框架属于设想性质,尚有待通过实践进行反复研究、验证与改进。1.该体系中的关键要素为:(1)环境治理投入;(2)环境成本;(3)环境损失;(4)生态权益;(5)资源耗费;(6)资源非正常性耗费;(7)资源损失;(8)不可再生资源耗费;(9)水资源耗费;(10)污水排放量与损害估价;(11)水资源防污治理投入;(12)废气排放量与损害估价;(13)大气排污治理投入等。2.该体系中第一报告――“资源耗费与环境互动平衡状况表”设置。相对第一报告体系中的三种主要报告而言,本文将其称为会计的“第四报表”。3.“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构成对照表”,用以分析与评价生态权益。4.“水资源耗费与排污状况表”,通过对水资源的专项反映与控制,考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5.“废气排放量与大气污染危害程度报告表”,用于考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6.“企业(或地区)履行社会责任综合指标汇总报告表”,按企业所属行政区划,按指标进行汇总,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说明自检、自测与自控情况,揭示主要问题产生原因,表明改进意见。
该报告体系中的各报告从一个侧面,或从综合的方面,体现以“人权为本”精神的贯彻情况,整个信息披露与问题揭示的重点集中在资源耗费与环境“良性互动”方面,借以分析与评价报告单位对“生态权益”的保障、维护情况,最终把控制点始终集中在对人的生存权利的保障方面。
七、第二和第一报告体系地位与作用之比较
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当生态环境成为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矛盾的主导性方面的时候,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第二报告体系,才能解决新环境下的会计控制问题。并且从以“人权为本”,保障与维护人的生存权方面讲,第二报告体系的作用是第一报告体系不可取代的,并且要切实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报告体系的重要程度理当排在首位。
八、第二报告体系编报中应注意把握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当前,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企业和社会的良性治理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作为企业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公司衡量其竞争力的一项标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涉及财务、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信息的综合报告应运而生。综合报告,是一种以更加清晰、简洁和注重使用者需求的形式来全方位提供有关企业业绩和运营状况信息的报告。相对于仅仅披露财务信息的传统财务报告而言,综合报告对于企业业绩解释的涉及面将会更广。综合报告能够加强和融合现有的报告框架和报告实践,使企业报告体系不断向前发展。
一、综合报告提出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单纯的财务报告信息已经无法完整反映企业价值,人们把专注的焦点投向企业的报告模式,包括企业非财务信息的报告问题,对传统财务报告模式进行改进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企业行为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的环境报告也相继出现,这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真正兴起的基本标志。
2000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了第一份适用于任何规模和类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2年修订后第二版,改版指南中指出一般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与财务报告同时,或者作为财务报告整体的一部分,至此,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包括财务报告体系内的信息披露和独立于财务报告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2006年修订后的第三版发展报告指南即G3标准,是当前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报告指南。与此同时,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了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该标准的诞生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推动了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2011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在G3标准的基础上编制了G3.1指南,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信息进行了完善,包括发展战略、管理方针、公司治理、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劳工绩效以及产品责任等内容。
由此可见,随着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非财务报告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其内容和形式也逐渐丰富,出现了诸如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报告形式。但是各种财务与非财务报告的独立出现,使得各报告之间的内容重复、信息冗余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关键信息得不到有效整合,这不仅降低了企业报告的决策有效性,而且还加大了企业报告的编制成本,增加了报告使用者阅读和理解报告的困难,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容易忽视重要信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环境气候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企业报告价值的担忧,如何改进现有企业报告体系已成为当今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人们认识到企业应在分析和整理现有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的基础上,编制一份综合报告来披露综合信息,在分析财务、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以及公司治理等信息时,从它们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从而预测企业的发展前景和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企业和社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应运而生并提出了“综合报告”理念。
2010年8月,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由英国查尔斯王子倡导成立的可持续性会计项目(A4S)、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等机构成立,其宗旨是构建一套综合报告框架,以期要求企业定期编制综合报告。委员会委员主要是来自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国际证监会组织、世界银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自政府、企业、投资者、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代表。我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李勇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委员会曾在印度、美国、中国以及巴西等多个国家举办会议来探讨综合报告的发展、综合报告讨论稿的制定以及综合报告试验计划的开展等等,还曾在哈佛商学院等高等院校、学术机构召开相关研讨会,对综合报告的内涵、报告框架的构建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研究探讨。
二、综合报告发展的初步探索
2011年9月12日,委员会综合报告讨论稿—《迈向综合报告:在21世纪传播价值》(以下简称“讨论稿”),讨论稿中对采用综合报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提供了构建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初步建议,并就综合报告的发展以及框架的构建等有关问题面向全球征集反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4日。
(一)关于综合报告框架的主要内容
委员会拟通过创建一套综合报告框架,来实现综合报告的编制。该框架将企业的财务、社会责任、环境和公司治理等信息联系起来,以清晰、简明、一致和可比的形式列示出来,目的是使这些更广泛、更易于理解的信息能够满足新兴的、可持续的、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
讨论稿中对综合报告进行了定义:综合报告是以一种可以反映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等背景的方式,对企业战略、治理、业绩和前景等重要信息进行整合并列示的报告制度。它将对企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创造并维持价值进行简明介绍。讨论稿中提到,综合报告最初应关注那些大型企业报告及其投资者的需求。综合报告应成为企业的主要报告形式。
该报告框架编制的核心在于企业的商业模式及其如何创造并维持价值。商业模式,常被看作是一种方法、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其创造并维持价值。企业会通过多种形式确定商业模式,因为价值的创造不仅仅是内生的,还会受到那些蕴含着风险及机遇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状况、社会问题、技术变革等;会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来创造,如员工、合作商、供应商以及客户等;会依赖于各种资源的质量、可用性以及可获得性等,这些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知识、自然及社会资源等。因此,综合报告框架体系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信息:影响企业的主要外部因素;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渠道;以及企业为创造、维持价值,应如何使商业模式与外部因素及资源产生互动等等。
此外,在综合报告框架中,有六个主要的内容要素,即企业的商业模式及组织架构、经营环境、战略目标、治理状况、业绩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该报告框架将对这六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整理、列示和介绍,从而使其之间的相互联系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来。
(二)关于综合报告框架全球征求意见情况
委员会讨论稿后,共有200多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组织机构提交了关于讨论稿的反馈意见。除了少数机构(例如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综合报告不应取代财务报告,应将其中的非财务信息部分单独构成一份报告来作为财务报告的补充之外,大部分机构都对综合报告的制定以及报告框架的创建持支持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意见。主要意见有:
一是建议制定通用语言、术语定义以及一致的计量原则。综合报告可以作为一个催化剂来推动当前企业报告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委员会需要向企业、投资者、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介绍综合报告的用途及价值,因此综合报告的推广需要一些时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指出,在综合报告获得广泛认可前,可能会出现综合报告与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其他报告共存的局面。对此,建议委员会应考虑制定通用语言、术语定义以及一致的计量原则,从而有助于未来不同报告的整合。
二是支持委员会最初重点关注大型企业报告及其投资者的需求。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等机构都认为大型企业具备全球化视野,并具有长期创造并维持价值的能力,它们的行为也能够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委员会关注投资者的需求,有助于使得报告提供的信息更加简明清晰又有针对性,也避免了报告信息量大且冗杂的问题。
三是支持委员会构建全球一致的综合报告框架,但框架的制定需建立在其他相关领域完善的基础之上。南非会计准则理事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建议,委员会应与相关机构进行沟通合作,尤其是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共同合作来制定一套全球通用的报告准则、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共同推动下一代可持续性报告指南的出台,同时也应与其他国际机构以及各国准则制定机构不断联系合作,就报告实践以及相关信息的计量进行研究等等。
四是委员会应就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问题进行研究。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提到,委员会在讨论稿中并没有对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问题进行说明,例如外部审计鉴证程度、审计鉴证形式等,该问题应成为综合报告发展下一阶段需解决的问题。审计鉴证有助于提高报告的质量,但综合报告信息的多样性也会给其审计鉴证带来不小挑战。建议委员会应与相关机构(例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等)就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五是委员会应更多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多数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例如香港会计师公会等,都建议委员会在框架构建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投资者、报告编制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从而使得报告框架更加满足不同报告使用者的需求。此外,由于综合报告是一个新理念,建议委员会应针对其内涵、特点等方面,对企业、投资者、报告编制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
三、发展综合报告面临的挑战
目前综合报告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综合报告如何编制、其内容框架如何构建、非财务信息如何计量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而言,发展综合报告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一)非财务信息计量难度较大
综合报告要求企业全面披露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对财务信息的编制、计量和报告,目前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进行规范,但非财务信息包括社会责任、环境以及公司治理等信息,涉及面较广,相关信息不易收集,计量难度较大,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如何对综合报告中包含的非财务信息范畴进行确定,由于综合报告的使用者群体非常多样化,一一满足这些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需求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综合报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哪些非财务信息应在报告中披露;二是如何对非财务信息进行计量,非财务信息表达形式多样,有些指标易于量化,例如市场占有率、雇员数量等,但是大部分指标难以计量,例如企业管理者素质、顾客满意度等。虽然理论界对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等非财务信息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一些初步的计量方法,例如对社会责任信息计量采用指数法等,但非财务信息的现有计量方法种类依旧较少。目前的障碍在于如何使这些“无形”的非财务信息有形化、标准化、数据化、可计量化。
(二)综合报告编制成本较高
传统的财务报告仅需要财务人员在报告中反映财务信息,而综合报告将扩大报告编制人员的范围。综合报告仅靠财务人员编制是不够的,编制这样一套致力于向社会各界完全披露企业信息的综合报告还需要人力资源、管理、销售以及市场等各部门人员的共同努力,最后再由相关人员对各部门信息进行整合。此外,相对于财务信息而言,相关人员对非财务信息的获取、分析、计量、加工的难度也较大。这些因素均会导致报告编制成本的大幅增加。
(三)审计鉴证面临新的挑战
对于传统的财务报告而言,审计人员仅需要对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公允性进行审计鉴证。综合报告的推出,将马上面临对非财务信息进行审计鉴证的问题,这将给审计人员乃至审计行业带来不小的挑战。非财务信息的多元化且难以计量,将对审计人员的知识面以及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加大了审计鉴证机构的审计风险,容易引起相关审计责任问题。此外,综合报告的推出,也迫切需要审计行业加快推出非财务信息相关审计准则,完善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体系。
(四)综合报告信息披露监管较难
综合报告涵盖财务、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以及环境等多方面的信息,信息的多样性也会对综合报告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缺乏有效的监管及评价机制,再加上非财务信息的主观性较大,其真实性有时难以得到保证。为避免出现“监管漏洞”等问题,现实监管过程中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的协调与统一,例如,环保部门对环境信息披露出台相应的监管规定、能源部门对节能减排出台相应规定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对员工劳动环境和服务保障出台相应规定等。但即使在监管规定完善之后,还会面临到底是由一个综合性监管机构对综合报告进行监管还是多个部门分别对报告的不同模块内容进行监管等诸多难题。综合报告的监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五)利益相关方适应综合报告的能力还需提高
综合报告致力于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进行有意义的反映,以满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那些潜在的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因素,比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公司治理等信息,也会在综合报告中反映出来,但是其影响并不一定会迅速反映到当前利益相关方普遍关注的财务信息上,利益相关方可能不会敏感地捕捉到其中深层次的信息,导致其不能受益其中。因此,相关机构还应对利益相关方提供配套服务,通过培训教育、相关资料等途径,使其真正理解综合报告的内涵,从而清晰地把非财务信息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
(六)与现有准则标准以及其他组织的协调难度较大
目前,综合报告的理论及实践还处于初始阶段,在综合报告如何编制、信息的披露、非财务信息范畴选择、关键指标如何计算、是否应强制实施以及应当如何审计等方面,委员会并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此外,综合报告的推出,将财务信息与多类型非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势必需要国际标准以及各国相关标准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订,这也需要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国际证监会组织以及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之间进行有力的沟通和有效的磋商,例如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综合报告涉及的财务报告准则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与国际证监会组织就综合报告的监管问题进行协商等等,其协调工作量和难度之大不容忽视。
四、我国综合报告的发展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以提交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方式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形,虽然目前我国尚未有企业采用或者综合报告,但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与不断完善,也体现出向综合报告发展的趋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总书记在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引导企业树立现代经营理念,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要求;总理在2009年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讲到:“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张德江副总理也在2011年11月份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央企业要抓紧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主动社会责任报告。
2001年,中石油了我国第一份环境健康安全报告,这翻开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等相关信息披露的篇章。2006年3月份,国家电网了国内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随后一些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以及民营企业也相继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成为我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工具。根据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统计数据,2010-2011年,我国共有898家企业(机构)了2010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截止到2012年4月20日,我国已有约540家企业(机构)了201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规和指引,主要有(见表1)。
虽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持续增长、报告质量有所改善、报告可信度逐步提升,但由于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处于起步阶段,信息披露、审计鉴证以及监管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例如编制标准不统一、内容不规范、报告披露不透明、监管制度不到位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五、国际综合报告的启示与我国的应对举措
综合报告的编制和发展,符合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发展循环经济、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要求,也与相关部门呼吁企业提交可持续发展报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不谋而合。综合报告的发展对于我国企业界、会计界以及金融界等经济各领域而言都是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目前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等环节尚未成熟,远不能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因此,我国应参与国际综合报告相关问题的研究,做好有关标准、制度建设准备工作,从而推动我国企业报告体系的建设,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密切跟踪综合报告领域最新国际动态,加强对综合报告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广泛听取我国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关于综合报告以及在我国推行采用综合报告的意见,全面总结我国企业披露非财务信息,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本情况、经验教训和特殊问题;加强对综合报告编制、非财务信息披露及量化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为企业社会责任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二是研究我国综合报告有关标准建设,完善综合报告信息披露。近年来,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涉及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综合报告的发展,将对我国包括财务报告在内的企业报告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们应在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发展的基础上,研究探索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编制标准建设工作,完善综合报告的信息披露制度,并着手做好有关信息的计量、分析利用等环节的制度研究与配套改革工作,为综合报告在我国的发展做好铺垫。
三是加大综合报告宣传力度,通过舆论导向鼓励企业自愿披露非财务信息、履行社会责任。环境、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等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与投资者有效的沟通,提高社会对企业的评价及公众对企业的信心,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这种报告宣传及社会舆论导向也是很好的约束机制,社会公众对于综合报告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对社会责任、环境等问题不断重视,企业就会自觉完善非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