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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和上次一样，大山也用它那特有的热情迎接了我们；雷雨，闪电和着狂风，我们行驶在大山之中；回忆着两年前和这片大山的那段感情，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有些触景生情，我们急切的想知道我们将要去的“宏村”现在如何了？我们十天的考察生活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很多很多的问号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想我会用这短短的十天去一一地解答他们------
凌晨四点，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宏村。
死寂的村子，让人感到恐惧------
男生们麻利地搬好了行李，洗好澡后就早早的休息了。虽然很累，但内心的一丝兴奋加上窗外汹涌江水的咆哮声，还是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当然还是这一天，接近中午醒来时，真的象所说的那样太阳已经照到我们很多人的头顶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有机会去拜访一下老朋友了！
还是那座桥，岁月好像并没有影响我们似的影响它，依旧是那样的苍老；昨晚汹涌咆哮的江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潺潺的小溪，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只能叹服！清澈见底的水，当年我们就是在下面淌水，抓蟹，篝火，历历在目，就想发生在昨天，原来记忆也这么美好------
白天的村子热闹许多，比起夜晚的死寂，简直是判若两境，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不曾能感受到的吧！比起两年前，这里增设了许多的小商店和摊铺；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更懂得了利用这里无限的商机；可是同时村民的那一份淳朴，村巷的那一份幽邃，先人留下的那份希望也渐渐地消失了。面对这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一天的调整休息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中结束了。当晚，带队老师布置了任务并且分好了组，我知道我们真正的挑战来了，不仅是专业技术上的或是耐心毅力上的挑战，我想这更是在团队合作，协调上的挑战。 很多时候都会问自己：你能和别人合作的很好吗？ 我从不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过分的自信有时让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想对我的挑战也许后者更重要。真正能理解这其中的意味的人也许就已经算是一种成功了吧！当然，生活刚刚开始，更多更大的挑战还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应做的就是从中去体验，并且学会什么------学会什么呢？
现在想来，真的庆幸当初得到了测量“承志堂”这样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这座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清代徽州民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是的！不过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欢乐，是经验，是生活！我已经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这个朋友陪伴了我们整整十天，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让我了解了它，同时它也了解了我。我不会忘了它，希望以后我去探望它时，它也会记得我！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朋友：
“承志堂”位于宏村上水圳中段，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
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正厅有两进、三开间，左右有小厅堂，还有书房厅、鱼塘厅，以及娱乐场所排山阁、吞云轩等。全宅有9个天井，大小房间60间，庭院内有花木果树、水井、池塘，总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全屋系木、砖结构，饰以砖、木、石，“三雕”。（单木雕即花了二十个工人雕了四年之久。）全屋有一百三十六根木柱。两层楼房有七处。 大小门口有六十个。当时造价花去白银六十万两(其中木雕上所镀黄金有一百两)。
全屋分内院、外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厅、鱼塘厅、厨房、马厩等。还有搓麻将牌的“排山阁”，吸鸦片烟的“吞云轩”。还有保镖房、男、女佣住房。屋内有池塘，水井、用水不出屋。
大院前堂，按照过去宗族规定，只是迎接贵宾或婚娶寿诞喜庆日子，才大开中门的。额坊上的木雕图案是“唐肃宗宴官图”，长约六尺，高一尺余，图上雕有四张八仙桌，众官员坐、站、行、立姿态各异。图东西两头有服务人员，东边烧开水的手拿蒲扇扇风炉和西头理发的坐在高凳上给官员挖耳朵。每个图案线条清晰，构图饱满，行止逼真。在五、六分厚图案中，雕出六、七个层次。据北京故宫博物馆来人讲。故宫大梁上不能雕人物画像，否则把皇帝踩在脚下，有犯上之嫌。只能雕龙、凤、狮子、麒麟等吉祥物。所以这种图案只有民间住宅才有。
天井下檐四根支柱，雕有渔、樵、耕、读图案。叫门之上，即渔樵耕读之下，有一长幅图案，“百子闹元宵图”，全图一百个小孩，全是男孩，过去重男轻女，避免女孩站在男儿头上，不吉利。再详细看，有舞龙灯的、凤灯的、还有狮子灯及其它各式各样的花灯的。图中有旱船，船上有小孩，船下有四个轮子， 还有敲锣的，打鼓的，放鞭炮的，吹喇叭的，踩高跷的，两手捂耳的，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东西两边门上呈古钱币形，也像古元宝倒挂，财到的意思。又像商人的商字。除皇上封的七品官以上走中门进出之外，其他吏是小官，都要从“商”字下边进出，意思是商人高高在上。四周木雕图案有“董卓进京”，“三英战吕布”，“战长沙”， “战宛城”，“定军山”，“甘露寺”，“长板坡”，等徽剧节目。拱栅里雕的是倒挂双狮滚绣球。东西厢房门上是“吉祥如意”，图中雕的行双鱼的意思是年年有余。厢房联花门上有八个方格，系 “明八仙图”，图中雕有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汉钟离，曹国舅，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等。每个仙家还带一个道童，共计十六人。太师椅靠背上雕的是暗八仙图，看雕的道具来定仙人。腰板上雕的也是渔樵耕读四大弟子，还有南帝段王爷人物像。腰板之下雕的是福、禄、寿、禧四星高照。
古建筑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在1969年，两位年轻的美国作家罗伯特?费罗和米齐尔?格蒙里，为了寻找安特勒蒂斯的遗迹，动身来到了比米里群岛周围。这两位热血沸腾的美国作家对安特勒蒂斯的传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异常的激情。
2月26日，费罗和格蒙里及其他一些考察人员抵达比米里西港的一个小镇。巴哈马向导告诉他们，在这个地区有一些十分有趣的岩石，以前它们一直被泥沙所淹没，到最近才被发掘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些岩石有点像一个几何图形。在亲自潜水下去仔细观察后，费罗和格蒙里报告说，几乎所有的岩石都是巨大无比，而后都是矩形状―― 最大的一块约有18―20英尺长，10英尺宽，这些岩石每块厚度约2―2.5英尺。整个建筑物大约有700英尺长，好像有些石头是经过重新安放和堆砌的。巴哈马向导还说，从1920年起，很多石块被打捞上来用于建筑。迈阿密、佛洛里达等地都用过这种石头。
与考察组一道来的瓦伦丁博士本来是一位世界知名昆虫学家，他对考古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的造诣也是令人信服的。他指出，这水下建筑大约是在10 000―12 000年前完成的。至于证据，他说暂时不愿意披露于众。
根据这次考察，专家们写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安特勒蒂斯探查记录》。在书中，探查者们认为：这些水下建筑群在距现在10 000―15 000年前建成，它的建成是一个相当发达文明社会的表现和结晶。他们还推测，这些石头建筑是一座墙，当然它不属于安特勒蒂斯。本书包括一些由迈阿密一位名叫图兰勒的“考古探险专家”摄下的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照片。图兰勒认为，这群建筑物被毁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0 000年左右。
7月12日，图兰勒和一群考古学者通过潜入水底探查，发现在海底有一大批横竖不一的石柱子。这些石柱子就在离比米里群岛不远的西侧。取出的标本经专家推论出这些石柱子本身不应该是巴哈马的，很多可能是从南美洲取来经过石工精雕细刻后再运到这儿的。这一发现使得图兰勒、费罗和格蒙里等人怀凝南美洲文化和比米里文化有一定联系。图兰勒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墙”段被淹没在海水里，他猜测，在若干年以前肯定有一堵墙把比米里群岛围住的。
查理斯?柏里兹在他的著作《被遗忘世界的奥秘》一书中曾记录下了关于巴哈马海底建筑传说的一些情况。但他根本没提什么费罗和格蒙里。对1968年的发现，他就曾经描写过“巨大的石头建筑物，约在距水面350英尺深的海底，离比米里偏北约一千码远”。他还记下了一些“瓦伦丁的努力”，“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又是一个地道的考古学家，瑞比卡夫是一个发明家和水下考古专家。梅尔是一个世界自由潜水最深纪录的保持者。”这一些人认为，这些石头曾经是构成一建筑物的一部分的围墙，这与费罗等人的观点相差无几。
柏里兹写道，在巴哈马几乎每一个人都清楚有一群来源不明的水下建筑物。他说这以前的一切发现都应归功于起初两个欲寻找安特勒蒂斯的飞行员绕比米里上空的几次飞行。除了对1968年首次发现该怪物作了些叙述外，柏里兹没再作过多的解释和阐述。第一次发现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由石墙分隔成许多的部分”。柏里兹还举出了无数篇报告水下建筑确实在这个地区的论文，其中包括罗伯特?马克思的《一个潜水员，水下探险家和考古学家》。马克思在论文中提到，该水下建筑物的“中间有一条拱道穿过”。柏里兹宣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因为在哥伦比亚来美洲前，这儿的人们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拱道的。
古建筑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刘敦桢，《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中国建筑史学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8537(2007)09-0140-06
一
2006年初，数篇已经散佚70余年的论文原稿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被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手稿皆系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应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辑《古建筑调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及最后杀青及刊行，这些文稿亦因战乱颠沛而遭劫散佚。在此后长达7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曲折磨难的路程?究竟又是如何在纷飞的战火中辗转而至今日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档案库中?或许都已经无从知晓。
两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泰斗宗师的手稿同时再现于世，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梁思成先生著《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刘季人诸先生的整理，已先行于2006年第4期《建筑创作》刊载而刘敦桢先生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等四篇未刊手稿，则由刘公哲嗣刘叙杰先生精心整理校订，即将收入正在编纂的十卷本《刘敦桢全集》之中。
今年9月19日，适值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之纪念，《建筑创作》杂志计划以专刊的形式，以示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也是值得每一位中国建筑师铭记的日子，因为从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的那一刻起，在建筑之梦最初开始的地方，必定有刘敦桢先生及其学生们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等经典教科书的陪伴左右，成为他们认识、了解进而去热爱自己本民族建筑的起点。
作为最先亲睹刘敦桢先生70年前手稿的晚辈末学之一，谨将近日来研读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的些许体会和感受，不揣浅陋，刊布于兹以此表达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贤前辈深切的怀念与无上的景仰。
二
时光回溯至1934年9月，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以平汉铁路为中心，先后分三次赴河北调查测绘古代建筑遗构。其中，第一次行程于1934年9月下旬出发，先至定兴县，调查定兴城内元大德十年(1036年)所建之慈云阁；次赴定兴县西二十五里的同里镇，调查测绘石柱村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标异乡义慈石柱；再由同里镇前往易县，经过燕下都北部，并于易县逗留约近半月，先调查测绘易县城内开元寺之辽乾统五年(1105年)所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及城西关外千佛塔、圣塔院塔、以及泰宁山下的泰宁寺舍利塔等辽塔遗构；次赴易县城西兴隆庄测绘清西陵以及附近净觉寺、双塔庵诸塔。归途自易县返至涞水县，调查测绘涞水城内大明寺宋辽经幢，及城外之西冈塔，水北村唐石塔等。其间还曾赴涞水县西北石龟山遵化寺及釜山灵泉寺二处考察，并于灵泉寺发见金大定二十二年祖公禅师寿塔，最后由涞水前往涿县，调查涿县城外普寿寺，及城内智度、云居二寺砖塔，至此返回到北平，此次行程共计20余日。
第二次行程始自次年(1935年)五月三日，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再次沿平汉铁路一线考察保定、蠡县、安平、安国、定县、曲阳、正定等地的古代建筑，时间约计月余。其中进行重点调查及测绘的有安平县圣姑庙、文庙，定县开元寺料敌塔、大道观、天庆观玉皇阁、贡院考棚、众春园行宫，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八会寺遗址、清化寺元幢、静岩院塔，正定县隆兴寺，开元寺钟楼等十余处遗构，本文述及《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应为此次调查之后刘敦桢先生所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二次则是于1936年10月，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赴河北、河南、山东诸省进行古建筑调查在河北境内先后调查与测绘涿县、新城、行唐、邢台、大名、磁县等地的古代建筑遗构20余处。
上述实地调查期间，刘敦桢先生及其助手通过实地测量、绘图、摄影记录，详细记录遗构状况及其重要数据，返京后再进行全面整理，绘制完成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与论证，最后完成并发表调查报告。
1935～1936年间的三次河北古建筑考察结束之后，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曾陆续发表有《定兴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而《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发表在四卷本的《刘敦桢文集》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自1932年春起，中国营造学社逐渐形成了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主导的研究力量，学社的工作重点也逐步从传统的文献考据而转向对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与测绘。历经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诸如《正定调查纪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等系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陆续发表的，则标志着中国营造学社针对古代建筑遗构所运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理路(调查测绘、年代判断、分析总结、表述体例等)得以日臻明确成熟、完善。在这方面，如果说最初发表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等展示了梁思成先生开阔的视野、非凡的洞察力，其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合著《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则开始形成了较为完备固定的体例，即中国营造学社田野调查报告所沿袭的标准范式，也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之经典“范式”。前述1935～1936年问刘敦桢先生《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的发表，皆可视为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渐趋成熟工作方法之体现。
去年建筑文化考察组重访中国营造学社河北平汉铁路沿线考察旧迹时对比梁刘二公的不同的学风，我们曾有如下感受：
《沧浪诗话》云：“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李广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有兵法可循，引申意指李白、杜甫皆为诗坛巨擘，诗作自是难分高下，区别只在于李白天纵其才，兴会标举，不事雕琢，后人
难于效仿；杜甫则体裁明密，工整严谨，字斟句酌，后人学之似有章可循。《沧浪诗话》对李杜之阅历、气质、性情乃至诗作的品藻，似或可借来套用于梁、刘二公身上――梁思成先生才思睿捷，逸采纵横，思路开阔，多有即兴而发的宏旨妙论，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刘敦桢先生尽管学识过人因其个性并不像粱公那么潇洒张扬有时甚至显得不如梁公那么有吸引力然刘公则是锋芒内敛，根基笃实，治学及文风更透出一种执着深广、沉郁顿挫的严谨与缜密。
今有机会重见这份刘敦桢先生手稿《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我们的感受愈发强烈，并为去年河北行之前未得先行学习而深感遗憾。
与《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对于定州料敌塔约计七百余字的简略记述相较，这份遗著则是以简要的调查记略为基础深化拓展而成的研究专论。《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篇幅约计二万二千余言，全文由“略史、塔的位置及台基、塔的平面、外观、内部结构、其他事项”等六部分组成其中以塔史考证、塔之外观及其内部结构，着墨最多，广征博采，论述甚详。今之学者用功之深、用心之切如刘公者绝少，此稿虽为70余年前的旧作但仅就对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的详细考证与深入研究而论，迄今恐也无人能及。
通过当时料敌塔附近出土的实物诸如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七宝瓶铭》、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高归彦施造白大理石佛像残座、武定五年(547年)丰乐、七帝二寺《造像记》，以及隋开皇五年(585年)的《七帝寺碑》、开皇十六年(596年)《正解寺碑》等，刘敦桢先生不仅将北宋以降散见于方志和各种碑记中的寺史沿革，由宋初追溯至北魏末期的七帝寺。其次者，他还依据民国十年(1921年)料敌塔南出土石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之墨笔铭记佐以《梁书扶南国传》、《法苑珠林》、《三宝感通录》，遂考证料敌塔附近出土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刘公另据《高僧传?贞辩传》、《旧唐书?王处直传》、《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旧五代史?后唐庄宗纪》等史籍旁征博引，然后融会贯通，基本确定了隋唐时期定州开元寺之营建概况，并由此推论贞辩修补开元寺的年代，应在梁开平三年(909年)后数年之内。
关于料敌塔的营造和落成年代宋祁《景文集》、《畿辅通志》、雍正朝《定州志》等史籍中约有四种不同记载。关于塔的始建年代，有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与真宗成平四年(1101年)二种：工程告竣年代则有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和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二种。刘公将其逐一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证认为料敌塔正式兴工之前必经长期筹划，所以宋祁诗作特注“至道乙未经始”；但塔之实际开工兴造日期，应以元大德碑所纪述的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较为详密可信。至真宗乾兴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后或因经费支绌和工程上别种缘故，不得不暂时停顿，故宋祁《修塔记》之作称其告一段落。其后复继续修造，到仁宗皇四年，塔顶才结尖了毕，而附属工程则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刘公还以塔内第七层与第十一层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块，推论宋祁所述“至和岁乙未告成”，实有所本，而“经营一甲子”之语，亦与事实大体符合也。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略史部分之重点虽在于料敌塔营造年代的考证然宋金以后、降及明清料敌塔的建置情形，刘公的史料梳理亦极为翔实完备，并在文中以言简意赅的年表形式罗列出来，一目了然。此外，刘公还将引证的史料及文献(包括抄录的碑文、铭刻等)近六千言，全部附于文末的注释之中，不仅出处清晰，而且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料敌塔极为详细的文献索引，纲举而目张其自身即可视为独立成篇的重要学术成果。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开篇虽称略史，但关于寺及塔的史料扒梳却是精彩纷呈，刘公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绝非一般人可想见。或条分缕析，层层递进，或谨严缜密，删繁就简，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刘敦桢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从容驾驭史料的大家风范，堪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史料整理与考证的典范之作。
三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二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实地踏勘塔的位置及台基入手，与各种史料互相参照，将寺及塔平面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来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开元寺原有的范围，故所有北魏、东魏的造像铭刻，以及唐永徽问舍利石匣等，都发现于此一带之内。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会能建塔的地点。据著者的观察，此塔约高八十米，其台身及台基所占面积颇为广大，而原有的开元寺为地势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阳永宁寺和辽佛宫、普庆诸寺的塔，建于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坛图经》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将塔直接置于佛殿之后，故只能在寺的后面，另辟一区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与塔遂一前一后，成为对立的形状。第三期在全寺的东侧和东南角，就是金大定年问增建的圆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后，致使原来的开元寺和料敌塔，都偏于西侧。”在论及寺与塔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时，限于当年客观条件，刘公的分析和推论甚为谨慎，未及得出明确的结论，仅谦逊地称其为“不过以上所述，纯系一种设想，确否如是，非待事实证明后，不能作为结论”。遍查为数不多相关料敌塔的研究文献，此问题似乎仍未引起今人的关注，考古探掘也是无从谈起。其实所谓学问的“功力”，除却自如驾驭史料的真功夫之外，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时至今日读至此时，面对刘公七十余年前的存疑之处依然存疑，不由得让人心生慨叹。
通过详勘塔的各层平面细节，详细记述残损状况，《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三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归纳分析了料敌塔在平面上值得注意的长处和缺点：“它的(塔之平面)长处，系在内部设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顶，将各层梯级藏于塔心里面，不但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周期诸塔置梯级于走道内的，更为方便整齐。它的缺点即各层都在东、南、西、北四面辟门，其余四面除最上两层以外，俱使用假窗。这种方法使有门的四面，与有假窗的四面，在重量上不能平衡。而且门下又无反券(Reversedarch)补助，致使各层门券上最易发生破裂导致产生部分崩塌的危险。”刘公此处可谓一语中的，论述精辟。将千年古塔的形制与结构细节及像解剖麻雀一样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而问题的提出和引人入胜，再到逐一剖析与结论亦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专家主持料敌塔修缮工程而进行的残损勘察与结构分析，上述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也再次得到证实。
关于料敌塔的外观式样，刘公却又描述得如此简洁传神：“此塔八角十一层，而第一层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
再加平座一层。自此以上，各层仅施叠涩式的出檐，并无平座和阑额、斗拱等类的装饰，手法异常简洁。其各层高度和直径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匀当，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而且外轮线复具有很轻快的凸肚状(Entasis)故塔的形状秀丽莹洁，为北宋砖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构。”王右军之《黄庭经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刘公以“如初写黄庭”一语形容料敌塔之比例和谐、形象俊逸，可谓娓娓道来，跃然纸上，至为生动。论及塔高与塔围的比例关系，刘公则笔锋一转，将旧藉中极筒略的法则进行了归纳：“一为苏州姚补云先生所著《营造法原》内谓，‘塔盘外阶沿口周围总数，即塔葫芦尖至地高低’。换言之，塔的高度等于阶台周围的总长二为河北易县宋千佛塔明正统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记》云‘塔高一百又十尺围以称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述山西应州佛宫寺释迦塔，也说‘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载清佟国重修南昌绳金塔，内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围共十丈一尺六寸’之数语，皆言塔高等于塔围。案此所谓的塔围，也许就指塔身第一层的长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绳金塔未经调查；佛宫寺塔据梁思成先生测量的结果，也与《图书集成》所说的未能符合。”刘敦桢先生通过引证文献与实测数据对塔高与塔围比例关系的探讨，表明当时诸如设计方法、比例尺度、构图规律等涉及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已经引起他及学社同仁的密切关注。是否可以如此推论，刘公的得意门生陈明达先生后来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进展而终成一代大师，其所受到最初的启发和教诲，或许也应是渊源于此罢。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四部分则在详细记录塔外观形制与数据的基础上，刘敦桢先生深入分析了塔的内部结构，并认为料敌塔所设八角形塔心，内藏梯级，外设佛龛，无论功能或结构 皆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塔心结构各层外壁向内收进，塔心直径随之缩减，且各层平某下斗拱和外侧平座斗拱异常类似，致使观者从塔之残缺部瞻望，往往误会大塔之内另有小塔一座。对此，《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内部结构部分，非常细致入微地廓清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支那佛教史迹》及瑞典学者喜龙仁(O.Sirien)《中国美术史》(Historyof Chinese Art)内中关于料敌塔的谬误(一)误认塔心另为一塔。(二)误梯级设于走道之内。(三)误第二层以上走道上所覆的为穹窿。
当时的料敌塔外壁崩塌约四分之一却仍能屹然耸立，刘公将其归功于塔心结构支撑维系其他未塌部分的缘故并由此而提出了此种形制的产生演进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影响?抑或因环行礼拜的缘故，从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变而成的假设。诸如此类“大历史观”观照下的推测与假设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文中屡屡提及与归纳，这对于后学研究思路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既切近微观局部同时又把握宏旨要义的学术姿态，尤见刘公那种论列历史的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淡定，那种纵横捭阖张驰有度的大师风范，让我辈末学如置身其侧，闻其娓娓讲来，余韵未尽身心却已是长浸其中。
四
古建筑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2014年6月，河北兴发古代建筑有限公司（化名，以下简称兴发古建公司）因对河北省邢台市古城墙修缮一案的再审判决不满意，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民事抗诉书，使这起我国首例古城墙修缮案再起波澜。
2010年8月5日，河北省邢台市历史公园内修缮后的古城墙发生两次坍塌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人们的争议，震惊声、遗憾声、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呼吁加大保护古城墙的力度，要求查明古城墙倒塌的真实原因。邢台市园林局将古城墙修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三方起诉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如今4年过去了，这场“马拉松”式诉讼仍在继续。
修缮一新的古城墙坍塌
在历史的长河中，河北省邢台市这座古城曾以“顺德府，好城墙”、“京南第一城”闻名遐迩。然而，历经战争洗礼后，在邢襄大地上很难觅到气势恢宏、蜿蜒起伏的古城墙。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历史文化公园内的一段残存不多的古城墙因始建于汉代且采用夯筑式结构而尤为珍贵。据考证，现存的这段古城墙由十六国时期的赵石勒扩建，由明朝万历年间顺德府知府王守诚扩修。城墙保持着明代整修后的外貌，不仅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是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1993年，这段古城墙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2005年夏季，年久失修的古城墙到处杂草丛生，墙体损坏严重。邢台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历史文化公园内的古城墙进行修缮。通过上级审批和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河北省邢台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同兴发古建公司签订了修缮古城墙的施工合同。执法局的下属单位邢台市园林管理局同北京顺泰设计院（化名）和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化名）分别签订设计合同和监理合同。
在剪彩仪式后，投资近400万元的修缮工程动工。施工现场，运土机、拉砖车来来往往，百余名工人光着脊背，在炙热的太阳下筛土、铲泥、运砖……热火朝天的场面仿佛又回到那段全靠人力劳作的岁月。 经过一年的修缮，古城墙再现当年巍峨、高耸的壮观气势。质量验收顺利过关后，邢台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修缮后的古城墙交由邢台市园林局管理。
没过多久，一些游人发现公园古城墙东段顶部出现轻微裂缝。闻讯后，兴发古建公司立即对损坏部位进行了维修。然而，这只是修缮一新的古城墙争议的开端。2009年5月，古城墙的东段墙体和顶部出现多处龟裂，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邢台市园林局不得不在城墙四周贴上“安全隐患，请勿靠近”等显著标志，并派专人24小时驻守在古城墙脚下值班。
曾经坚固而有防御工事的古城墙如今成为无人敢靠近的“危墙”，好事办成了坏事，这让邢台市园林局的相关领导痛心不已，他们决定为“病危”的古城墙讨回公道。然而，打官司需要证据。
2009年7月，邢台市园林局委托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古城墙的裂缝原因进行鉴定。在鉴定报告“出炉”一天后，古城墙西侧发生严重坍塌，滚落的墙砖砸毁了大量健身器材，所幸没有人员在坍塌事件中受伤。
坍塌的古城墙由谁担责
长达千年之久的古城墙没有坍塌，为什么在修缮后出现大面积坍塌？一些网友和当地群众纷纷质疑。有人认为是连续多日的降雨“惹的祸”，因不可抗力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因“豆腐渣”工程所致。事实究竟如何，谁该为坍塌的古城墙负责？
古城墙属于文物，修缮标准和施工要求与其他建筑物不同。这份由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中心出具的古城墙坍塌结论注明：一是设计图纸中未对城墙体内填筑的素土、灰土的夯实质量应达到的标准作出明确说明；二是古城墙基础深度及尺寸与设计不符，且施工质量较差，城墙内部填土夹杂碎砖块、石块，并且部分填土较松散、含水分量较高。综合分析，施工时填土质量较差，且工体压实质量未达到质量标准。
当邢台市园林局拿着这份鉴定报告追责时，施工方、设计方、监理方并不“买账”，他们均表示自己“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没有责任。无奈之下，邢台市园林局将古城墙修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三方起诉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庭审时，三方被告辩称，邢台市园林局委托的鉴定单位不具有古建筑物质量鉴定资格，鉴定所依据的材料不全面。对此，法官依据当事人的协商结果，委托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古城墙坍塌成因进行重新鉴定。
2010年9月9日，山东省建筑科学院技术人员在屡次深入现场勘查后，对古城墙坍塌的原因给出结论：邢台市历史文化公园内古城墙修缮工程的城墙内部填土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是导致城墙坍塌的直接原因，地基承载力不足、同一段城墙内外侧分期施工、建设过程不合理是导致城墙坍塌的原因之一。
原告认为，两份鉴定结论均表明，古城墙坍塌是由于三个方面原因所致：一是设计单位存在缺陷，二是施工单位未按设计要求施工，三是监理单位监理不到位。
被告北京顺泰设计院辩称，公司拥有古建筑修缮保护设计资质。公司所修复的内侧城墙砌体做法是按照古城墙外原有的砌体做法设计，并在隐蔽部位添加了适当加固措施。因此，在施工图纸中无须对地基承载力方面进行注释说明。古城墙坍塌后通过现场实地勘察，城墙基础并无坍塌现象，这说明原地基稳固，能承载上部城墙的全部负载，同时证明修缮设计合理，不存在过错。
面对原告的指责，被告兴发古建公司辩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在监理工程师的现场监督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竣工后，经质量验收为“合格工程”。取样检测中发现的碎砖、石头可能是原来城墙中的，或是施工中产生的碎石、碎砖等残留物，但这不能导致城墙裂缝。每次回填土都是经过检验、检测，含水分指标合格。检测认为部分填土含水分较高，这是城墙裂缝变形渗水造成的，不属于用土的质量问题。原告称施工时土体压实质量未达标，不符合实际。因城墙裂缝变形渗水后，土体质量已经发生变化，几年后再取样作为判断施工时土体质量依据是不合理的，应以当时施工时夯土压实系数为准。古城墙系历史文物，该工程是修复工程，修复后不可能像一般建筑工程一样坚固并保证使用寿命。我国对此并未规定合理使用期限。另外，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是古城墙部分坍塌的主因。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2009年5月9日的那场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175毫米，是邢台市55年来遭遇的最大一场暴雨。
被告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辩称，城墙倒塌的根本原因是建设方违法作业造成。设计完成后需要有关部门审查，原告没有审查，属于违法施工。
一审法官依据当事人的要求，委托评估公司对坍塌损坏的古城墙的修缮费用进行评估，最终认定修缮费用为282万元。
对簿公堂厘清是非
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试图调解此案，但四方当事人相互推诿，谁也不肯让步妥协。最终，法官的调解工作无疾而终。
2011年11月4日上午，四方当事人准时出现在法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后，法官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第一，原告在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时，未按规定向设计单位提供相关的地质勘察资料，致使设计单位未能按照详细的地质资料设计，导致设计工程存有瑕疵；第二，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导致修缮工程未能按照约定如期完工，是城墙坍塌的原因之一，原告应该承担古城墙坍塌的相应责任；第三，北京顺泰设计院在接受原告委托设计中，应全面、客观地按照相应资料对修复工程进行设计，在原告未提交地质勘察资料可能存在隐患的情况下做出设计方案，存在失误，应当承担责任；第四，河北兴发古建公司在施工中未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在明确要求素土夯实的情况下，在回填物中夹杂建筑垃圾、碎石块等是导致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应对古城墙坍塌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第五，被告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疏于管理，应在其签订的监理责任内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坍塌的古城墙究竟如何进行赔偿，审理此案的法官几乎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未找到修缮古城墙坍塌后合适的赔偿依据。
经合议庭研究后，法官决定依据承揽合同，按最为保守的《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划分当事人过错责任和赔偿数额：原告承担古城墙坍塌原因的20%责任，赔偿维修费56.2万元；被告河北兴发古建公司承担60%的责任，赔偿维修费170万元；被告北京顺泰研究设计院和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各承担10%的责任，赔偿维修费28万元。
收到判决书后，三方被告均对自己承担的责任不服，表示上诉。兴发古建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处自己对古城墙的坍塌承担主要责任错误；另外，本案所采信修复工程预算的282万元评估价严重错误。东段城墙坍塌长度为11米，修复工程预算为282万元，平均每米的预算高达25万元。我公司承建古城墙长为273米，标价为395.3万元，每米的修缮费用为1.4万余元，修复工程预算相当于原来的19.57倍。如此悬殊的赔偿，难以接受。
原告律师反驳称：“这些费用包括古城墙坍塌部分重建费用，还包括其他加固和维修费用。坍塌的古城墙属于文物，它的损害价值远远超出这些。”
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将古城墙坍塌的全部原因查清，错误地适用法律和合同条款，判令其承担巨额损失不正确。”
2012年4月10日，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邢台市园林局作为建设方，分别与上诉人签订设计、施工、监理合同，四方均应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的，应依法承担责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兴发古建公司不服，申请再审。2013年4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13年12月16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作出维持( 2012)邢民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的决定。
2014年6月，对再审判决不满意的兴发古建公司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民事抗诉书。围绕着坍塌古城墙的法律争议远远没有终止。以案说法解析“过失损毁文物罪”
本案是国内首例因修缮古城墙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本案看似是民事纠纷，却与刑事责任擦肩而过。因为，我国《刑法》第324条第3款明确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段古城墙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但这起案件没有按“过失损毁文物罪”立案追责的原因在于：一是没有人到公安机关报案，本罪名须公安机关掌握过失毁坏文物罪的相关证据。二是造成“严重后果”界定存有争议。三是这段古城墙坍塌部分可以弥补、修复。
目前，针对我国古建筑修缮制度的法律尚不完善，存在各地做法不一、缺少权威而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等问题。对于修缮文物出现的质量问题，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特别是对赔偿数额缺少法律依据，这也是三方被告喊“冤”的原因所在。
我国《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违反本办法，或对文物造成破坏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古建筑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我曾经对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海龙华塔修复工程》文件和图纸进行过整理立卷，虽然经过半个世纪，案卷纸张已经发黄了，但重读这些当年设计过程中的档案，当年修复龙华塔的情景，仿佛又在我眼前重现。
龙华塔曾是沪城八景之一，是上海乃至江南著名的古迹。古塔相传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建造，现存古塔为北宋时重建。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崇祯三年、清代康熙七年和四十年、道光末年曾多次进行修葺。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遭到一场火灾，烧掉了古塔底层围廊。寺内有个擅长书画的竹禅和尚，以卖画所得修复了古塔。民国初期古塔又破旧了，1921年春，驻寺团长张慕韩偕僧人元照募捐资金后请人修理古塔，将塔的平座改为钢筋混凝土阳台，在底层围廊外加了一道围墙，将古塔搞得不伦不类。
1953年上海市工务局在勘察时，发现龙华塔塔身倾斜，木结构腐朽，为此致函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化局即向中央文化部报告，文化部接到报告后即指示上海市文化局组织抢修，并嘱请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刘敦桢教授先作检查工作。
1953年4月12日，上海市文化局根据中央文化部的指示，派员去南京工学院邀请刘敦桢教授。刘教授于4月24日来到上海，与市文化局、建工局、工务局和文管会有关人员一同前往龙华塔，进行了详细的查勘。
第二天，市文化局召集上述有关单位人员开会，各单位汇报查勘情况，讨论抢修计划和具体分工，然后形成了会议决议：请建工局承担测量检查及设计和施工估算，请工务局承担钻探及挖造明沟，由文化局全面组织协商并编造计划预算。
5月9日，建工局设计室派员专程去南京工学院向刘敦桢教授请教，刘教授主张治本，先解决扶正问题，再考虑修理。具体方法：1、掘沟探察塔基，2、钻探塔身周围土壤，3、中央建筑研究院曾介绍过波兰扶正倾斜工厂烟囱方法，应速向波兰大使馆联系，以先进方法进行加固扶正。回沪后，程鹤鸣工程师会同设计室顾问徐鑫堂和有关人员商量研究后，提出在塔身倾斜一面掘沟坑宽约80公分，探查塔基情况，作出计算后再研究加固办法。
在查勘龙华塔时，发现塔柱有虫蛀情况，市文化局通过华东农村水利局邀请昆虫专家钱念曾先生检查并提出防治方法。1953年7月24日，文化局代表徐孝穆陪同钱先生前往龙华塔查看塔柱蛀蚀情况，根据现场蛀痕，钱先生鉴定结论系粉蛀甲虫所害，并非白蚁。此类甲虫，属鞘翅目，专害生长层的木质，受害木材外面有很多小孔，这些小孔是羽化成虫外出通路，并在交尾后产卵其中。剥开外皮，里面包着一堆粉屑。此类甲虫的生活习性，自幼虫过冬至来春化蛹，在春季或初夏化为成虫。因为它们一代代都生活在木质内部，外面看不见，等到有所察觉，木材已完全毁损。建造房屋所用木材使用前应用化学药品处理，已使用后发现虫害处理较难，往往不能彻底杀尽。
针对龙华塔虫蛀情况，钱先生提出防治办法，先将外层虫蛀小孔去一层，如内部发现虫粪细粉必须彻底清除。如内部尚属完整，先涂透火油（用滴滴涕火油液更好），再涂柏油，磨沙后打漆。最好还是将塔柱换去，才能保证永久使用。遵照钱先生的指导，龙华塔虫蛀情况得到了有效的防治，1984年更换了塔心木柱。
中央文化部对龙华塔修复工作十分重视，1953年7月，市文化局将“1953年上海市古建筑修缮计划”报华东文化局呈转中央文化部没多久，7月20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函复，该年分配上海市古建筑修缮费2亿元，应先用于修复龙华塔。
修缮资金的落实，使龙华塔修复工作继续按计划进行。建工局设计室继续在监测龙华塔倾斜情况，经过观测倾斜的水平角度仍在0°42’，说明地基沼泽目前是稳定的，根据开掘的塔身基础计点，全部重量为196吨，塔身部分根据图纸计算，全部重量为835吨。取得了这些详细的数据后，塔基加固方案可以决定了。
1953年10月23日，建工局设计室王治陪同市工务局徐以枋副局长、市文化局代表徐孝穆及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共赴龙华塔。市政桥梁专家徐以枋副局长对土木工程颇有造诣，但又十分虚心谨慎，他对龙华塔塔基加固提出意见说：“倘无其他专家勘察研究，宜即以1：4：8混凝土填实之。”
在对龙华塔杀虫、扶正、加固的同时，建工局设计室对古塔的测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1953年7月开始，乔舒骐、程鹤鸣工程师在现场实地测绘，历时两个月，登高丈量，获取了古塔现状的各种数据。
中央文化部对龙华塔修复指示：必须恢复该塔原来式样。为保持文物古迹，应特别着重从考古着手，古塔修理全国范围尚属初次，必须慎重进行。经古建筑专家鉴定，龙华塔历经各朝代修建，遂造成现时非清非明的建筑形式。为此，市文化局提出重新进行设计，恢复宋代原样。
苏州的双塔、虎丘塔、北寺塔都是宋式塔，对修复龙华塔的原样是很好的范本。1953年12月，市文化局徐孝穆会同乔舒骐建筑师、陈从周教授专程去苏州。陈教授博学，通晓古建筑各样式，在现场指导如何采集各项细部式样，乔工程师逐一用笔钩画，获取了大量宝贵的参考资料。
1954年2月至6月，建工局设计室在陈教授指教下，按照宋代古塔式样开始绘制修复设计图，几经专家审核后修改，6月中旬终于完成了详尽的建筑平面、立面和剖面图。
1955年3月，龙华塔修复工程完工后，立即绘制了竣工图并报送中央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