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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实践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8537(2009)02-0162-07
引子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文物局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文物局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文物局。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文物局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普贤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结语
正如古代先贤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至今日本文述及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当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岁一甲子”，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 凝结着老一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励精图治，跋涉开拓的挚爱深情，和无私奉献，也浸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本文不揣简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钩沉历史，简要回顾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历史概况，并对其成立背景，人员组成，考察内容，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概略的述评。或可藉此为契机，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也谨以此表达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们的敬意。
附注：本文插图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图片翻拍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皆承蒙《建筑创作》杂志社陈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理炎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谨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7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名称：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
1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0创刊号～1953年第40号目录索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藏。
2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吉林西团山古墓发掘工作，参加人员除领队裴文中外，尚有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地质调查所贾兰坡及沈阳博物馆李文信，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 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厅赵儒林 王亚洲等共二十余人。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辖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及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共三十二县，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原察哈尔省辖区并入河北，山西二省。1949年设雁北专区专著驻大同市。辖大同、阳高广灵、灵邱、浑源、应县、怀仁、山阴、朔县、平鲁、右玉、左云等十二县，1952年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管辖。
古城实践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一、手工绘图依旧是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我国20至21世纪的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成。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苏秉琦以北首岭出土双唇口、壶罐形口与姜寨壶罐形口的比较图提出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论点，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以数十幅历代城池遗址图、地形图论述中国都城考古的发展成就，都显示了我国考古学家图文并长的研究功力。
古城实践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中 文化生活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B-0117-02
《文化生活》课程是高中学生的必修课。在教材的开篇，就明确要求学生“了解当前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获得“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提高文化赏析、文化修养的水平，理解文化传承、交融和创新的意义。显然，要到达这样的目标，仅仅靠日常课堂教学、常规测验与考试，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在把握学生的好奇心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实践教学，帮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文化。
一、《文化生活》实践教学的设计
在学校放假前，笔者在接到《文化生活》课程的教学任务后，就开始结合高中政治课的教学经验设计《文化生活》的实践教学。
首先，设计实践教学的主题。实践教学的主题，是有效开展相关系列教学工作的核心。笔者在认真研究教材“文化与生活”“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四个单元的基础上，列出了以下主题：（1）生活中的文化现象；（2）文化在北流市的传承；（3）北流市报刊杂志的发行、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市场的管理状况调查。在列出以上实践教学主题之后，笔者依托课程实践教学的调查问卷一起印发给学生。经过分析调查问卷，对实践教学的主题进行了调整。第一个主题基于城市生源和农村生源的现实，把它调整为“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农村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第二个主题基于文化传承的城乡分布，把它调整为“历史文化在北流”；第三个主题基于假期旅游的现实，把它调整为“参观文化场馆”。
其次，设计实践教学的形式。有了明确的实践教学主题，还需要适当的实践教学形式，方能使相关工作得到顺利开展。笔者在了解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了以下几种实践教学形式：（1）教师主导型，也即教师全程陪同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包括陪同学生制订实践学习方案、进入实践学习地点、开展实践学习等方面；（2）家长主导型，也即发挥家长陪同学生在假期开展实践学习，包括在周末或者假期全程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学习；（3）学生自主型，也即完全由学生自主开展实践学习，老师和家长既不指导，也不全程陪同。
再次，设计实践教学成果的展示方式。展示成果是检验实践教学得失的重要环节。笔者结合学校的多媒体教学条件、学生家庭条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设定实践教学成果的展示方式有如下几种：（1）PPT汇报，也即把实践过程、实践所得通过PPT展示；（2）调查报告型，也即围绕实践主题，结合实践的具体情况，撰写调查报告；（3）纪录片汇报，也即引导学生发挥家庭录像设备的作用，对实践过程进行录像，配以文字、声音解说对实践情况进行展示。（4）口头汇报型，也即由合作学习小组推荐实践学习汇报人以口述的形式对全班同学汇报实践情况。
二、《文化生活》实践教学的开展
首先，对教学班进行摸底。笔者承担了四个班的教学任务，基于这样的情况，笔者选择了其中一个班开展实践教学，以便为在另外三个班级开展实践教学积累经验。为了使实践教学得到顺利进行，笔者对教学班进行了摸底。一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与生源所在地，二是了解学生的实践学习条件，三是是了解学生的实践学习兴趣。经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笔者了解到：（1）班级已经建立合作学习小组，学生具有实践学习的基础，掌握简单的访谈技巧，能设计简单的调查问卷，且对高中政治已学理论知识有着较好的掌握；（2）学生拥有且熟练操作家庭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或者摄像设备，能制作简单的PPT、输入文字、拍摄照片；（3）学生家长认同在假期开展实践学习以方便学生在开学后能较快掌握课程知识、提高能力。
其次，依托合作学习小组开展实践教学。与实践教学主题相适应，笔者以该班学生已建立的合作学习小组为单位，由学生自选主题开展实践。该班一共6个合作学习小组（为叙述方便，分别称为A、B、C、D、E、F组），每个学习小组7人，选定的实践主题分别为：（1）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现象；（2）农村生活中的文化现象；（3）历史文化在北流；（4）参观博物馆。其中A、B组选择了“参观博物馆”，C、D组选择了“历史文化在北流”，E组选择了“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现象”，F组选择了“农村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在实践教学形式上，D、E组选择了“教师主导型”，A、B组选择了“家长主导型”，C、F组选择了“学生自主型”。
再次，借助教师团队，发挥教师的集体智慧。笔者开展本次实践教学，注意发挥政治科组的团队作用，凝聚了团队智慧。这主要体现在调查问卷的设计、访谈提纲的设计，以及调查技巧的学习上。同时，笔者还争取了同科组的L老师参加实践教学，指导E组学生就“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开展实践。
三、《文化生活》实践教学的反思
首先，引导需到位。不管是教师的引导，还是家长的引导，或者是合作学习小组组长的引导，都应当到位。开展“参观博物馆”实践的A、B组并未得到家长的良好引导，主要表现在：家长把这一任务视为“负担”，既不指导学生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又不引导学生如何开展实践，以致于学生仅仅是“参观”了博物馆，而没有形成对“文化”的体认。而L老师指导的E组进行的“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实践，不仅全程陪同，而且就城市的历史知识进行了共同学习，对城市的文化类型、表现形式、分布和受众等方面进行了共同访谈和观察，引导学生对北流市城市文化进行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于选择“自主型”的C、F组，由于一开始便设定教师与家长不指导也不陪同，全靠学生自己摸索，其实践结果主要局限于对文化现象的呈现上，而并没有进入文化现象内部进行审视，实践成果相对单薄。
古城实践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2014年6月，河北兴发古代建筑有限公司（化名，以下简称兴发古建公司）因对河北省邢台市古城墙修缮一案的再审判决不满意，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民事抗诉书，使这起我国首例古城墙修缮案再起波澜。
2010年8月5日，河北省邢台市历史公园内修缮后的古城墙发生两次坍塌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人们的争议，震惊声、遗憾声、质疑声此起彼伏。人们呼吁加大保护古城墙的力度，要求查明古城墙倒塌的真实原因。邢台市园林局将古城墙修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三方起诉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如今4年过去了，这场“马拉松”式诉讼仍在继续。
修缮一新的古城墙坍塌
在历史的长河中，河北省邢台市这座古城曾以“顺德府，好城墙”、“京南第一城”闻名遐迩。然而，历经战争洗礼后，在邢襄大地上很难觅到气势恢宏、蜿蜒起伏的古城墙。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历史文化公园内的一段残存不多的古城墙因始建于汉代且采用夯筑式结构而尤为珍贵。据考证，现存的这段古城墙由十六国时期的赵石勒扩建，由明朝万历年间顺德府知府王守诚扩修。城墙保持着明代整修后的外貌，不仅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是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1993年，这段古城墙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2005年夏季，年久失修的古城墙到处杂草丛生，墙体损坏严重。邢台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历史文化公园内的古城墙进行修缮。通过上级审批和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河北省邢台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同兴发古建公司签订了修缮古城墙的施工合同。执法局的下属单位邢台市园林管理局同北京顺泰设计院（化名）和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化名）分别签订设计合同和监理合同。
在剪彩仪式后，投资近400万元的修缮工程动工。施工现场，运土机、拉砖车来来往往，百余名工人光着脊背，在炙热的太阳下筛土、铲泥、运砖……热火朝天的场面仿佛又回到那段全靠人力劳作的岁月。 经过一年的修缮，古城墙再现当年巍峨、高耸的壮观气势。质量验收顺利过关后，邢台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修缮后的古城墙交由邢台市园林局管理。
没过多久，一些游人发现公园古城墙东段顶部出现轻微裂缝。闻讯后，兴发古建公司立即对损坏部位进行了维修。然而，这只是修缮一新的古城墙争议的开端。2009年5月，古城墙的东段墙体和顶部出现多处龟裂，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邢台市园林局不得不在城墙四周贴上“安全隐患，请勿靠近”等显著标志，并派专人24小时驻守在古城墙脚下值班。
曾经坚固而有防御工事的古城墙如今成为无人敢靠近的“危墙”，好事办成了坏事，这让邢台市园林局的相关领导痛心不已，他们决定为“病危”的古城墙讨回公道。然而，打官司需要证据。
2009年7月，邢台市园林局委托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古城墙的裂缝原因进行鉴定。在鉴定报告“出炉”一天后，古城墙西侧发生严重坍塌，滚落的墙砖砸毁了大量健身器材，所幸没有人员在坍塌事件中受伤。
坍塌的古城墙由谁担责
长达千年之久的古城墙没有坍塌，为什么在修缮后出现大面积坍塌？一些网友和当地群众纷纷质疑。有人认为是连续多日的降雨“惹的祸”，因不可抗力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因“豆腐渣”工程所致。事实究竟如何，谁该为坍塌的古城墙负责？
古城墙属于文物，修缮标准和施工要求与其他建筑物不同。这份由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中心出具的古城墙坍塌结论注明：一是设计图纸中未对城墙体内填筑的素土、灰土的夯实质量应达到的标准作出明确说明；二是古城墙基础深度及尺寸与设计不符，且施工质量较差，城墙内部填土夹杂碎砖块、石块，并且部分填土较松散、含水分量较高。综合分析，施工时填土质量较差，且工体压实质量未达到质量标准。
当邢台市园林局拿着这份鉴定报告追责时，施工方、设计方、监理方并不“买账”，他们均表示自己“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没有责任。无奈之下，邢台市园林局将古城墙修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三方起诉到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庭审时，三方被告辩称，邢台市园林局委托的鉴定单位不具有古建筑物质量鉴定资格，鉴定所依据的材料不全面。对此，法官依据当事人的协商结果，委托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古城墙坍塌成因进行重新鉴定。
2010年9月9日，山东省建筑科学院技术人员在屡次深入现场勘查后，对古城墙坍塌的原因给出结论：邢台市历史文化公园内古城墙修缮工程的城墙内部填土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是导致城墙坍塌的直接原因，地基承载力不足、同一段城墙内外侧分期施工、建设过程不合理是导致城墙坍塌的原因之一。
原告认为，两份鉴定结论均表明，古城墙坍塌是由于三个方面原因所致：一是设计单位存在缺陷，二是施工单位未按设计要求施工，三是监理单位监理不到位。
被告北京顺泰设计院辩称，公司拥有古建筑修缮保护设计资质。公司所修复的内侧城墙砌体做法是按照古城墙外原有的砌体做法设计，并在隐蔽部位添加了适当加固措施。因此，在施工图纸中无须对地基承载力方面进行注释说明。古城墙坍塌后通过现场实地勘察，城墙基础并无坍塌现象，这说明原地基稳固，能承载上部城墙的全部负载，同时证明修缮设计合理，不存在过错。
面对原告的指责，被告兴发古建公司辩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在监理工程师的现场监督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竣工后，经质量验收为“合格工程”。取样检测中发现的碎砖、石头可能是原来城墙中的，或是施工中产生的碎石、碎砖等残留物，但这不能导致城墙裂缝。每次回填土都是经过检验、检测，含水分指标合格。检测认为部分填土含水分较高，这是城墙裂缝变形渗水造成的，不属于用土的质量问题。原告称施工时土体压实质量未达标，不符合实际。因城墙裂缝变形渗水后，土体质量已经发生变化，几年后再取样作为判断施工时土体质量依据是不合理的，应以当时施工时夯土压实系数为准。古城墙系历史文物，该工程是修复工程，修复后不可能像一般建筑工程一样坚固并保证使用寿命。我国对此并未规定合理使用期限。另外，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是古城墙部分坍塌的主因。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2009年5月9日的那场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175毫米，是邢台市55年来遭遇的最大一场暴雨。
被告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辩称，城墙倒塌的根本原因是建设方违法作业造成。设计完成后需要有关部门审查，原告没有审查，属于违法施工。
一审法官依据当事人的要求，委托评估公司对坍塌损坏的古城墙的修缮费用进行评估，最终认定修缮费用为282万元。
对簿公堂厘清是非
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试图调解此案，但四方当事人相互推诿，谁也不肯让步妥协。最终，法官的调解工作无疾而终。
2011年11月4日上午，四方当事人准时出现在法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后，法官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第一，原告在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时，未按规定向设计单位提供相关的地质勘察资料，致使设计单位未能按照详细的地质资料设计，导致设计工程存有瑕疵；第二，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导致修缮工程未能按照约定如期完工，是城墙坍塌的原因之一，原告应该承担古城墙坍塌的相应责任；第三，北京顺泰设计院在接受原告委托设计中，应全面、客观地按照相应资料对修复工程进行设计，在原告未提交地质勘察资料可能存在隐患的情况下做出设计方案，存在失误，应当承担责任；第四，河北兴发古建公司在施工中未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在明确要求素土夯实的情况下，在回填物中夹杂建筑垃圾、碎石块等是导致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应对古城墙坍塌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第五，被告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疏于管理，应在其签订的监理责任内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坍塌的古城墙究竟如何进行赔偿，审理此案的法官几乎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未找到修缮古城墙坍塌后合适的赔偿依据。
经合议庭研究后，法官决定依据承揽合同，按最为保守的《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划分当事人过错责任和赔偿数额：原告承担古城墙坍塌原因的20%责任，赔偿维修费56.2万元；被告河北兴发古建公司承担60%的责任，赔偿维修费170万元；被告北京顺泰研究设计院和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各承担10%的责任，赔偿维修费28万元。
收到判决书后，三方被告均对自己承担的责任不服，表示上诉。兴发古建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处自己对古城墙的坍塌承担主要责任错误；另外，本案所采信修复工程预算的282万元评估价严重错误。东段城墙坍塌长度为11米，修复工程预算为282万元，平均每米的预算高达25万元。我公司承建古城墙长为273米，标价为395.3万元，每米的修缮费用为1.4万余元，修复工程预算相当于原来的19.57倍。如此悬殊的赔偿，难以接受。
原告律师反驳称：“这些费用包括古城墙坍塌部分重建费用，还包括其他加固和维修费用。坍塌的古城墙属于文物，它的损害价值远远超出这些。”
河北庆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将古城墙坍塌的全部原因查清，错误地适用法律和合同条款，判令其承担巨额损失不正确。”
2012年4月10日，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邢台市园林局作为建设方，分别与上诉人签订设计、施工、监理合同，四方均应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的，应依法承担责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兴发古建公司不服，申请再审。2013年4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13年12月16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作出维持( 2012)邢民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的决定。
2014年6月，对再审判决不满意的兴发古建公司向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民事抗诉书。围绕着坍塌古城墙的法律争议远远没有终止。以案说法解析“过失损毁文物罪”
本案是国内首例因修缮古城墙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本案看似是民事纠纷，却与刑事责任擦肩而过。因为，我国《刑法》第324条第3款明确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段古城墙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但这起案件没有按“过失损毁文物罪”立案追责的原因在于：一是没有人到公安机关报案，本罪名须公安机关掌握过失毁坏文物罪的相关证据。二是造成“严重后果”界定存有争议。三是这段古城墙坍塌部分可以弥补、修复。
目前，针对我国古建筑修缮制度的法律尚不完善，存在各地做法不一、缺少权威而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等问题。对于修缮文物出现的质量问题，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特别是对赔偿数额缺少法律依据，这也是三方被告喊“冤”的原因所在。
我国《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违反本办法，或对文物造成破坏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古城实践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学；实践教学；专业考察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因而，实践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教学环节。而历史学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学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本文以专业考察为例探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问题。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Www.133229.COm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
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参考文献：
[1]王建刚.实践教学双语教学研究与探索.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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